半个读书人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历史
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rden China
史景迁既注重历史个案的考察，同时又常以宏达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


P5：那些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十分崇敬中国的十八世纪的西方作家和政治思想家们开始鞭辟入里考察中国的衰落。他们指出，如果中国不能顺应世界的发展而生存，那么终有一日，它必将走向毁灭。
——虽然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不是落后就应该被打？如果看到别的国家或者个人落后，我们打他们是不是合理的?不顺应世界的发展而生存就会灭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式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简直就是强盗的逻辑。


P22：李自成和张献忠之乱以及与之同时伴生的瘟疫使中国饱受创伤。……虽然这些诊断分析无助于确定疾病的性质，但在证明1640年代中国遭受了多种灾难方面仍有其重要性。也可能是满族人早期入侵时把病菌带给了没有天然抗体的汉人，一如欧洲人入侵引起了天花和麻疹在墨西哥和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中广泛传播。
——立论的角度还是不错的，不过史景迁好像忘了一点，满族的祖先肃慎，勿吉等等，从汉朝时开始就和中原有交往了。和欧洲与墨西哥以及北美的情况有所不同。明朝的时候，与后金的互市虽然间或停滞，但终明一朝，未尝中断。满族入侵带来了病菌的说法，似乎欠妥当。究竟多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会造成瘟疫的传播，族群之间的差异和瘟疫爆发的可能性之间有没有联系，怎样发生联系，这些问题都得弄清楚。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并不反对猜测，但还是慎重一点好。


P46：如我们所见，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仍然难以画出阶级界线，我们关于阶级的历史意识主要来自于对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变的研究，这一转变的实现是城市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和代议制度逐步从顽固的贵族手中获得政权，在这里我们很难辨识模糊不清而且相互交织的阶级界线。
P48：因此，在1640年代，无论什么时候“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地主”，都必须从当地细致的经济分层及人际关系中寻求原因。李自成和张献忠反抗特权的叛乱更多的是广泛弥漫的挫败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然，而非无地者与地主的矛盾。
——这么说来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这样一来，釜底抽薪了。如果马克思主义有问题，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不是要重新审视？呵呵……被马克思学者奉为圭臬的阶级分析理论，也需要重新审视，这下麻烦大了。不过，不管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好，用史景迁的方法也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微观个体的考察往往是极为复杂的，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以及对史料进行甄别的法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P87：因为康熙——就像他的前任顺治一样——已不再实行全国性的土地清丈，中国的地税制度现在依据两个标准固定下来：各省的土地维持在1581年万历统治时期所作的最后一次全面清丈的登记数，而每一单位土地应纳的租税数量此后皆依据1712年的数字。这严重阻碍了康熙的继任者们对中国财政做合理化的整顿。
——史景迁的依据显然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康雍乾赋税折银，摊丁入亩的依据显然是儒家的思想。要体恤民情，要轻徭薄赋……其实呢，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财政制度。只有籍以维持中央帝国运转的税收制度。


P90：根据经济联系而非传统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分析中华帝国晚期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当时的统治者和官僚机构没有利用的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这个社会。
——行政区划和实际的经济区域之间并非完全重合的，就像我们现在说长三角，说东北亚，说大西南等等，这是个常识。可惜现在的经济史研究中，这样的常识还是会被人们忽略……


P116：（乾隆朝）税收盈余的富裕省份将补贴更穷的省份。结果使得富裕的省份丧失了籍以增强自己管理的地方自主权，而贫穷的省份也失去了完善其税收制度，改革其经济基础的动力。
——“达则兼济天下”，“富而好行其德”，“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履行道德义务以博取声誉还是改进制度提高总体效率之间，我们往往选择前者。不是因为我们不注重效率，制度这些东西，而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孰优孰劣，往往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


P176：清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所留下的积极成果就是不容许中国的伟大走向消亡的思想。
——这句话写得好。但是也造成了近代以来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况，时至今日，我们一张嘴就是崛起崛起的，忽略了自身的改善，制度的改进，民众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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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指标越来越难办了，呵呵，北京猪贵，居之不易 

太史公日是一个在我们历史学院流传很久的笑话。时间大约是在去年的4月份，也就是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当所有的程序快要结束的时候，老师似乎意犹未尽，对一个学生说：“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该学生眼看这是个表现的好机会，就问了一句：“老师，为什么《史记》每一篇的最后都会有一句太史公日？”
于是呢，太史公日就成了我们这里的一个典故。再加上今年高考作文天津卷一些学生的说法：尽管司马迁多次遭受宫刑，但他忍受住一次又一次的痛苦，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伟大的《史记》。所以每当我们讲起这个笑话的时候常常会肚子痛，短短的四个字承担了太多的内容：研究生招生制度；研究生素质下降；高考的种种问题；古文教育等等……有时候笑得多了，竟然笑不出来了。

用这四个字做题目不是为了搞笑，而是为了警告自己，不能犯常识性的错误。当然了，我主要会写一些读书看报的感想之类的东西，用的是太史公曰的本意。

先说一些最近看的一本书：葛兆光著《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出版。那天去老师家坐一会儿，顺便蹭了本书回来，就是她了。当时老师还让我打个白条什么的，让我给赖过去了。呵呵，正应了那句话：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

其实，葛兆光的学术类文章大部分都是晦涩难懂的，尤其是写道教的那几本书。不过呢，由于这本书是给学生们上公共课的时候的讲义，而且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他还是尽可能说的通俗一点。这样以来，我读者就比较顺畅了，但是并不轻松。葛兆光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所谓的常识的一系列的追问，如当头棒喝，让我恍然觉醒。是呀，思想史原本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根本就不是思想家的历史，更不是学术史，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他们的思想经典文献里没有，圣谕诏令里也没有，他们的思想存在与被我们忽略掉的文本图像等的背后。我们需要拨开历史满是风尘的双眸，才能看都一片清新自然洒落人间。

要拓宽视野，不囿于“传统”的藩篱，“上穷比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这些东西原本是早已印在脑子里的。看着葛兆光一直在那里唠叨，开始有点不耐烦。但是，看到他说做学问要走出汉学界——既注重对自身问题的研究，又要看到国外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方法等，尤其是要关注海外学界是如何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的。比如说，研究文学史的，不仅要留意海外汉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更应该关注海外汉学界对自己国家文学史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些汉学家们在自我与他者这个角色转换的时候，会如何处理。

这么宽的视野，我等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