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朴的不能再简朴的一本书,却多多少少有些跑题。第一部分名为“自述”,内容不足全书的一半。第二部分是“传略”,都是别人的回忆还有孙德中编辑的篇年谱未定稿。蔡元培的自述文章有四篇:《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我的读书经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在这几篇中,我感兴趣的是中间两篇。
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蔡元培对自己的读书经历做了一个回顾,并反思了自己的不足,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不能专心。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都没有读通。第二是不能勤笔。读书时抱一种利己主义,只注意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在文中蔡元培讲述了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推行的种种新政策,以及经历变革时的心路历程。蔡元培初到北大校长任上的时候,北大可谓是一片狼藉,教员懒,学生惰,学生上学时为了混文凭,教员亦是为了应付差事。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指出“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这是一种勇于担当责任的态度,没有把全部的过错都归于学生。而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要从整肃教员队伍做起,而不是本着“乱世用重典”的态度简单粗暴地处分几个学生了事。当然了,学校是学生的学校,学校出了问题,第一要改革的肯定是学生的观念。在处理学术派别之争的问题时,蔡元培的政策至今令人津津乐道。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可能是笔者学生的身份所决定的吧,我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政策并没有太多的向我,倒是他最后“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一句话颇有感慨。一直以来,学生都被当作是接收者。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教育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学生除了是学生之外,还是人。这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在设计之初忽略的一点。学生在被动的接受教育系统所提供或者强迫他们接受的信息之外,还会自己甄别各种不同的信息,并最终作出自己的判断。即使学生有对信息作出错误判断的时候,但是在下次选择的时候,就会得到改正。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嘛!
蔡元培在设计高等教育制度的时候,提出了不分文理科的设想。虽然博通今古、兼通中外、贯通文理是做学问的三个高超的境界,窃以为贯通文理是最难的。放眼现在的高校,文理有别的情形可谓是“人鬼殊途”,文科生大多油嘴滑舌,理科生大多木讷呆板。真正能兼通文理的人,太少了,这种人我宁可称之为神仙。所以说,蔡元培的理想多半是不能实现的。
兼容并包的政策虽然是一种平衡中庸的策略,但同时也会招致一些批评。林纾就曾经给蔡元培写信表达了对北大采取的这种放任政策的不满。蔡元培一一作了答复,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处在新文化运动对各式人物造成的影响。从温文尔雅的字里行间,笔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老学究对“礼崩乐坏”的感慨,而且还看到了蔡元培的从容与镇定。从文风上就可看出这一点,林纾是个文笔极好的人,他的信写得十分漂亮,各种典故用的也是恰到好处,一看就知道是个“古文运动”的健将。蔡元培的回信逻辑性很强,充满了辩论的智慧,他抓住林纾的破绽条分缕析,一个个地将其瓦解,犹如庖丁解牛,抓住要害三下五除二把林纾的观点来了个大卸八块。痛快之余,笔者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五四时期不管是反对白话文还是拥护白话文的人都有着很深的小学功底,现在即使是提倡读经,学习繁体字的人,恐怕肚子里也没有多少墨水儿。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六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