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的人是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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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兄送我两本书: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合著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和丁文江的《游记二种》。

关于凡高的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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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两本书,《凡高的遗言——赝画中隐藏的自杀真想》和凡高与高——电流般的争执与乌托邦梦想》。他们这些研究凡高的啊,就像国内研究马列毛邓的一样,人数众多,鱼龙混杂。当然了,这两本书还是值得一 看的,尤其是对比着看更有意思。因为第一本书用的精神分析,第二本书用的是推理分析。 一个试图从内部入手,一个想要从外部切入。看完之后似乎明白了,也似乎没有明白。嗯,这就是高人写的书,不错。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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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想看这套书的,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安徽和海南的版本学校没有,文海的在资料室,看着极不方便。于是打算先在这个版本上找到需要的资料,等引用的时候在逐一核对文海的版本。

但是把书拿到手的第一时间,我就有一种被骗上当的感觉。当时管理员从书架上把脏兮兮的几本书翻腾出来给我递过来的时候,我就像吃了老鼠肉似的,恶心。却也像快饿死的人一样,没有办法,因为不吃就会死,吃了至少还会活着。

这套书错误多的出奇。举一个例子:

        奏稿 卷十九
        《津沪机局调员片》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上年,丁日昌、丁忧回粤,臣因其平日讲求洋务机器,属为留意真才。

这句话错的太有意思了。丁日昌是人,丁忧不是人。但是我们的编辑大人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在丁日昌和丁忧之间就用了个顿号。别的错误还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没工夫和他们较真,牛仔很忙。冯唐说的好啊,骂不完就放过他们吧。

李鸿章传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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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梁启超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7月第1 

校勘

23页:“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 1、括号内应该在“若干”之后加一逗号。2、括号内的注释应该在“英法防兵”之后。3、“合”、“攻”似乎不能断开。所以,这句话应该是:“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合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  

99页:“民埝,滨河之堤,谓之民捻,系民所修,官所守,为现时束水最要之堤也。”

“谓之民捻”应该是“为之民埝”。

 

100页:“大堤,大堤系公家所修,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同,且多弯曲,殊不可解。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同,且多弯曲,殊不可解。”

一句话写两遍,有问题。

  

《蔡元培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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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朴的不能再简朴的一本书,却多多少少有些跑题。第一部分名为“自述”,内容不足全书的一半。第二部分是“传略”,都是别人的回忆还有孙德中编辑的篇年谱未定稿。蔡元培的自述文章有四篇:《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我的读书经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在这几篇中,我感兴趣的是中间两篇。

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蔡元培对自己的读书经历做了一个回顾,并反思了自己的不足,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不能专心。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都没有读通。第二是不能勤笔。读书时抱一种利己主义,只注意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在文中蔡元培讲述了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推行的种种新政策,以及经历变革时的心路历程。蔡元培初到北大校长任上的时候,北大可谓是一片狼藉,教员懒,学生惰,学生上学时为了混文凭,教员亦是为了应付差事。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指出“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这是一种勇于担当责任的态度,没有把全部的过错都归于学生。而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要从整肃教员队伍做起,而不是本着“乱世用重典”的态度简单粗暴地处分几个学生了事。当然了,学校是学生的学校,学校出了问题,第一要改革的肯定是学生的观念。在处理学术派别之争的问题时,蔡元培的政策至今令人津津乐道。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可能是笔者学生的身份所决定的吧,我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政策并没有太多的向我,倒是他最后“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一句话颇有感慨。一直以来,学生都被当作是接收者。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教育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学生除了是学生之外,还是人。这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在设计之初忽略的一点。学生在被动的接受教育系统所提供或者强迫他们接受的信息之外,还会自己甄别各种不同的信息,并最终作出自己的判断。即使学生有对信息作出错误判断的时候,但是在下次选择的时候,就会得到改正。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嘛!

蔡元培在设计高等教育制度的时候,提出了不分文理科的设想。虽然博通今古、兼通中外、贯通文理是做学问的三个高超的境界,窃以为贯通文理是最难的。放眼现在的高校,文理有别的情形可谓是“人鬼殊途”,文科生大多油嘴滑舌,理科生大多木讷呆板。真正能兼通文理的人,太少了,这种人我宁可称之为神仙。所以说,蔡元培的理想多半是不能实现的。

兼容并包的政策虽然是一种平衡中庸的策略,但同时也会招致一些批评。林纾就曾经给蔡元培写信表达了对北大采取的这种放任政策的不满。蔡元培一一作了答复,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处在新文化运动对各式人物造成的影响。从温文尔雅的字里行间,笔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老学究对“礼崩乐坏”的感慨,而且还看到了蔡元培的从容与镇定。从文风上就可看出这一点,林纾是个文笔极好的人,他的信写得十分漂亮,各种典故用的也是恰到好处,一看就知道是个“古文运动”的健将。蔡元培的回信逻辑性很强,充满了辩论的智慧,他抓住林纾的破绽条分缕析,一个个地将其瓦解,犹如庖丁解牛,抓住要害三下五除二把林纾的观点来了个大卸八块。痛快之余,笔者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五四时期不管是反对白话文还是拥护白话文的人都有着很深的小学功底,现在即使是提倡读经,学习繁体字的人,恐怕肚子里也没有多少墨水儿。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六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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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侯杰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第1版

93页:观至各省官幕土绅之昌言独立……(《大公报》1911.12.05)
此处“土绅”应为“士绅”。

136页:因西人于游戏之事,皆能出奇入妙,想入非非……(《大公报》1903.07.02)
此处“欢”应为“叹”。

169页:天足社友人数自创立之后不断增加,组织规模逐渐扩大。1903年3月有20参加,4月份投名注册的已有30多。……5月份社友人数增加到74……(《大公报》1903.04.01)
170页:近来就说天津一处,已竟有了百余,不再给女儿缠足的了,还不算别处……(《大公报》1903.01.21)
此处“家”、“人”不分,似乎是报人之误。与侯杰无关。

216-217页:由王吟笙、张仲岩、曹幼占等人创办于河东施馍厂的日新阅报社“所备报章已有三十余种,书籍亦有二三十种”(《大公报》1905.01.13)

至其中藏书之富,以河东施粥厂日新阅报社为最,惟该处地匪通衢,人迹罕到,未免有负苦心耳,尚望阅报诸君不吝玉趾是幸。(《大公报》1905.10.21)

施馍厂与施粥厂,一字之差,意义有别。

263页:中国女子若想摒弃“东亚病妇”的称号,必须首先解除身体上的一系列束缚,这些在民国初年的废缠足,废穿耳等运动中已经实践来开
“来开”应为“开来”。

385页:演戏数曲后,由《大公报》馆社长英敛之君登台演说筹款助赈大意,次由移风月会徽章刘子良君演说,嗣由本馆散卖画报。(《人镜画报》第6册)
“徽章”应为“会长”。

小故事 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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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的网》 Charlotte's Web

【美】 E·B·怀特著 任溶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

 

 

“一个感动了半个世纪的童话——写给孩子,也写给大人”,这是书商写在封面上的话,低调之中依稀看见一抹自豪的笑容。确实比郑渊洁谦虚多了,郑曾经宣称,他的童话适读人群为0-100岁。写童话的人不能够太嚣张,这样容易浮躁,对看童话的孩子们不好。


故事情节很简单:威尔伯是一只弱小的落脚猪,在阿拉布尔先生决计要杀掉它的时候,其女弗恩用孩童的爱心救下了它。五个礼拜后,威尔伯被卖到了弗恩的舅舅朱克曼家中。威尔伯刚刚和蜘蛛夏洛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就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威尔伯将要被朱克曼杀掉,做成熏肉火腿”。在绝望的时候,夏洛勇敢地站了出来,说:“我救你。”于是,夏洛用丝在猪栏上织出了被人类认为是神迹的网上文字,彻底逆转了威尔伯的命运,使它有了一个可以安享天命的未来。但,此时,夏洛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


刚开始我对这个童话颇有一些不满,凭什么一只懒猪可以得到救赎?凭什么它能有那么好的朋友?在这篇有些基督教色彩的童话里,我想看到一个完美的故事。最后读到了夏洛临终前和威尔伯的对话,我似乎明白了。


“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呢?”它问道,“我不配。我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夏洛回答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我喜欢你。再说,生命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事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唉,”威尔伯说,“我不会说话。我也不能像你一样说的那么好。不过你救了我,夏洛,我很高兴为你献出生命——我真心愿意。”


“我断定你会的。我感谢你这种慷慨之心。”

 

夏洛对威尔伯的感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友谊这个词所能表达的。在形容谈恋爱的男女时,人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情到深处无怨尤”。夏洛的爱,是一种大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相形之下,庸庸碌碌如我辈者,愧死可也。很少读童话,就是怕从纯净的故事里看出龌龊的我。




名字比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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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的一般,没翻几页就有问题。郁闷。

第九页倒数第二段:“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年代的天津”,这一句话明显是多了“年代”一词。

第二十四页第一段:“吴宓……提倡从荷马、维其尔、旦丁、密尔顿开始研读西方文学”,民国时期的翻译和现在通行的翻译不一致的,一般采用现在的翻译,特殊情况除外。

第二十五页最后一段:“他(指沈从文)出版的文学作品叠起来,有一人多高,洋洋洒洒几百万字。”——著作等身,用这一个词不就完了么?

就看到这里,不想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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