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其言,观其行

资料 三言两语 引用 (0) 阅读 (133) 发表评论   

虽然小马哥说的很好听,虽然台湾同胞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政党更替,但是小马哥仍然难以打消我对其蓝皮绿骨的顾虑。这样的怪物令人难受。


马英九就职演说(全文)  

连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中评委、各位中常委、各位中央委员、各位党代表、各位贵宾、各位工作同仁、党员同志:大家好!

    此时此刻,站在这里,面对各位,面对总理中山先生的遗像和本党党旗,内心真是感慨万千,澎湃不已。

    我觉得我所面对的,其实是中国国民党一一0年来的传统与光荣、奉献与牺牲、顿挫与迷茫、坚持与责任。我所面对的,更是一个历史现场。
    在这个现场,我们所作的承诺和努力,将来会改变中国国民党的命运、台湾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
    我们非常敬佩连主席在五年前订立党主席直选的民主改革,让国民党有机会再次展现他的自信和活力,同时我们也感谢王院长,因为他的参选,共同进行一场君子之争,才让国民党的声望在连主席「和平之旅」回到台湾,大幅上升之后,继续往上攀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光荣归于党的工作人员与党员】
   我更要感谢全体的党工和同仁,因为大家把党主席选举办得公平、公正和公开,才使得我所说的,让成效能够展现。根据联合报七月十七日的调查,百分之六十三的国民和百分之八十三的国民党员,认为这次选举是公平的;百分之七十四的国民和百分之九十六的国民党员对这次的选举结果满意;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连主席访问大陆之前,民意满意度是百分之三十七,不满意度是四十三;可是在连主席访问大陆回来后,民意的满意度就倒转过来,满意度变成百分之四十三,不满意度变成百分之三十七;前后相差了十二个百分点。
   然后在党主席选举之后,满意度更攀升到百分之四十九,不满意度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前后相差了二十三个百分点,这是自两千年政党轮替以来,国民党声望最高的一刻。这都是各位党员同志的努力参与和积极推动的结果,我们大家应该为自己来鼓一次掌。
【改革诉求打动人心】
   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党员有超过五成的投票率,为什么在党主席选举后,国民党自己本身和外界都觉得国民党的气势提升?我想,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敢于把整个党开放起来,让全体党员一票一票地选举出自己的党主席;这跟民进党,他们是由政治强人来指定候选人,同额竞选、不到两成的低投票率的不民主做法,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我们赢得支持的重要关键。
   其次,不论是王院长或是我,在选举当中都提出了「改革、团结、壮大」的口号,让所有党员都感觉到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一样,他们愿意参与和投入,把他们的热情、活力和信心展现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过去五年大家太苦闷、太痛苦了,大家对于整个泛蓝和国民党有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与非常高的期待;苦闷五年的台湾社会也期待国民党,可以真正振作起来,扮演好反对党的角色,真正地对执政党提出有力的监督;人民也期待国民党以包容和宽大的性格化解政党的恶斗;人民也期待国民党以理性与和平的风格,可以节制民进党的民粹;人民也期待国民党悍卫中华民国,反对台独,让两岸维持一个和平与安定的局面;人民也期待国民党真心改革,扫除黑金,成为一个正派、清廉、诚实、有战斗力的政党。这是国民党未来的使命,也是我个人无可回避的挑战。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英国的小说家曾经写过,「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说是最坏?我们本来以为台湾已经进入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可是我们却碰到一个最不讲究民主和法治的领导者;在社会上应该保持公正立场的选务机关、学校、媒体,都被操弄到失去原有的尊严;更让人觉得离谱的是,一件涉及到正副元首的重大枪击案件,在现场被破坏、凶手死亡、凶枪失踪、没有直接证据、家属喊冤的情况下,居然可以宣布结案,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应该有的现象吗?
   我们再看到,另一个最坏的就是我们的经济,五年来台湾的经济成长是这五十年来最低的,我们的失业人数是五十年来最高的,我们自杀人数是五十年来最多的,而且最让我们感到难过的是在两千年的政党轮替的时候,韩国的平均国民所得还少我们四千块美金,今年他们已经超过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就在八年前的亚洲经济危机时候,韩国惨的一塌糊涂,财政坏到国际货币基金必须要去接管的地步,现在韩国起来了;在亚洲经济危机的时候,台湾在经建会主委、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领导下,我们还可以维持百分之四点六的经济成长,所以相形之下,当时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不怕经济危机,因为我们稳的住,而台湾政权一到民进党的手上,我们居然让韩国超过了我们,我们本来有机会在十年内,经济成长赶上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民进党政府却让台湾的经济越走越远。
   尤其是连主席访问大陆后,因为促成开放台湾水果到大陆,以及开放大陆人士来台湾,已经为台湾人民带来大量的商机,但我们看看民进党政府做了什么?政府不但不敢把国民党带来的成果,接下来继续落实,反而处处设限,民进党政府只是为了怕让国民党「得分」,就做出违背台湾人民利益的行动: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国家领袖可以不理性到这个地步?
   再谈我们的新闻自由,民进党的创党前辈可以为了维护新闻自由而殉生,陈水扁也曾说,宁要媒体,不要政府;但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现在如何操控媒体?搞「置入性营销」,买媒体、养媒体,更透过电子媒体换照的机会,来箝制媒体,让国际媒体组织当做目标来批判;台湾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我们还有民主吗?这会让许多为台湾民主奋斗的前辈感到羞耻的。
【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虽然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第一、总理中山在革命时候,他有什么东西?没有财源和人力。但现在的国民党有一百万的党员在全世界各地奋斗,我们有治国的能力、人才、经验、事业。各位,这就是我们东山再起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因为执政党的蛮横无能,台湾社会开始醒觉了,他们不要五年五千亿的气球,他们要真正的牛肉,他们要安定的工作,他们要好的生活,这个时候国民党就有了机会,人心不死,人心望治,这个就是国民党的机会。
   人民的民主也落实了,他们知道,做不好,就换人。因此,民进党做不好,一定要面对政党轮替的挑战;也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做的好,我们就有机会取代它;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有没有资源,而是有没有决心!不是我们怕有没有压力,而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只要我们决心改革,勇往直前,我们相信可以在掌握资源,经常给我们压力的民进党威胁下,一样可以东山再起,一样可以赢得人民的支持。
【国民党需要改革─七项具体作为】
   在这里,我提出国民党的七项改革与各位先进共勉。
   第一、我们要坚持中心思想
   所谓中心思想,就是国父遗嘱:三民主义。从三民主义出发,我们要悍卫三民主义,坚决反对台独,我们要拒绝中共的一国两制,我们要走我们该走的路。
   第二、我们要深化党内的民主
   希望把党的权力机构,把党的结构更民主化,我们希望国民党可以进一步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党。所以,为了扩大中常会的民意基础,我们希望党代表可以从中央委员当中直接选出中常委;同时也要分别赋予中常委、中央委员、与党代表,他们和地方责任区的关联,让将来每个责任区都可以开出我们满意的结果。至于县市党部的主委,今年三月中常会已核定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这些改革,我们会在修改党章及作好配套措施后,开始实施。
   第三、我们要扩大本党的基础
   我们光是凝聚党员的共识还不够,去年选举蓝绿双方皆得票六百五十万票左右,我们党员只有一百万,我们要如何争取另外五百多万票?因此,我们要争取中间选民,我们要如何争取中间选民?我们要扮演一个强有力,但理性的反对党角色,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但是该抗争的,我们一点都不能让步。「强力监督、理性制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也要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正派的、清廉的、诚实的、有战斗力的、有理想的选举机器,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
   这次的中央委员选举空前热烈,许多党代表都在积极的拉票,过去发生的请客和送礼的现象,这次还是有,但很多人告诉我,和过去相比,已经大幅改善;我希望大家继续改善,送礼的风气逐渐绝迹。
   再来我们要增加青年党员,各位都知道,二十到二十九岁是我们最弱的一环,要如何增加?我准备办「青年团」,让每个干部都可以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均为一年,总团长兼任本党副主席。在中常委三十一席之中,也会保留一席给青年学生,让学生有机会当中常委,让学生也来看看,一个百年老店是如何运作。这是国民党年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四、我们要活化党的组织
   我们希望在党未来精简后,可以大量招募志工,让志工取代党工;同时也要让组织「扁平化、机动化和弹性化」。
   第五、我们要深耕本土基层
   我提出的主张是「巩固北中部、深耕中南部」,全台每各地区都必须重视,我也特别要求在中常委之中,保留一席给「基层公职人员」,即所谓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和村里长,我们希望在这三类中,也有中常委的产生,让他们感觉党中央对于基层的重视。以后中常会开会,我希望邀请党代表列席旁听,希望中常会每月下乡开会,希望党主席每月下乡与党员、党的工作同仁座谈,也希望以责任区为基础,建立副主席、中常委、中央委员、党代表及党公职人员与基层党员定期互动的机制。中央党部将设置主席电子信箱,缩短和外县市党员的距离,真正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让国民党活起来、动起来。
   第六、我要尽速处理党产,并且妥善地照顾党工
   党产,它是个资产,但党产有时候也是个包袱。我会在深入了解状况之后,订出明确的处理时间表,在二00八年之前,能够完成处理。党产有争议部分会静待司法解决,处理程序若失当,我们愿意捐出去,但是我们合法拥有的部分,该持有或该出售,我们都会去执行。也希望全民可以体会我们处理党产的决心,同时也呼吁执政党不要再用不当的手段,来打压我们对于党产的处理。同时,在党工照顾部分,我们会比劳动基准法,给予更优厚的条件,让这些为党奉献心力的同志,在离开国民党时候给予更妥善的照顾。
   第七、我们要整合泛蓝的政党
   我常说泛蓝的基层没有问题,但如何整合?有三原则,第一是尊重民意,第二是培养互信,第三是建立制度。用这种方式,在国会上,在政策上,在法案上,在选举上,一步一步拉近大家的距离。最后,我们希望三个泛蓝政党最后都能够合并。
   另外,我将来也会花时间,建立属于国民党的本土论述,让大家知道国民党不是外来政党,在一八九七年,就有人加入兴中会的一个老台湾的政党。我们若能达到这些目标,就表示已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有机会在二00八重新执政。
   但不论是现在的在野或将来的执政,都必须把现在沉沦中的台湾,挽救过来。我提出四项指标:
   第一、诚信政治
   我们希望因为政党恶斗所造成没有诚信的情况,可以改变。就在一年多前,一个海外通缉犯所说的话,比总统的话,得到更多的信任。总统也说,宁要媒体,不要政府,可是我们却看到,他是宁要政府,不要媒体,大家说对不对?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政治人物。希望国民党可以率先拿出诚信,未来的党务也都要玩真的。希望每一个数据和报告都必须真实,才可以得到党员和人民的信心。
   第二、公义社会
   这个社会已经被民进党执政后搞得都快要撕裂了,我们应呼吁大家「多元和包容」,尤其对于弱势族群,应本于民生主义精神,多加照顾。
   第三、活力经济
   今天台湾的经济如果像这样子继续搞下去,不要说保四,将来连保三都有困难。根据预测,今年可以到三点三,就不错了。再像这样子的话,外商不会来台湾,本国的投资也不会增加,我们要赶紧推动两岸直航,让外商可以把台湾当做它的亚太营运中心,也让台商把台湾做为它的全球运筹中心,这样子台湾的经济才救得起来。
   第四、双赢两岸
   我们希望两岸关系在连主席和中共领导人所达成的五项共同愿景之后,成为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而国民党在未来的两岸政策上,一方面要坚持中华民国的主体性,一方面要以两岸和平为目标,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一步一步地拉近双方的距离,这个对于台湾的长远是有帮助的。我想,两岸关系是国民党非常强的一个项目,我希望相关同仁可以积极努力,共创双赢,让国民党继续在这方面得分。

   最后、我要向各位报告,我刚才在念国父遗嘱最精彩的一段,就是第一段,我每次读到这里,就有非常深的感受,因为国父在他要离开人世时候,还特别殷切叮咛,他革命四十年最大的心得,就是要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因此,我们要改革、要团结、要壮大,但如何达成目标?就是要像国父所说,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

   所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卷起衣袖,换上步鞋,深入基层,推动改革,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二00八,重新执政」!祝福大家,谢谢各位!

http://zaiyezhimin.bokee.com/3025308.html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600

如何将繁难字输入电脑

资料 引用 (0) 评论 (4)   

首先我们应该向这位不知名的软件作者表示感谢! 

不是所有的繁难字都能够在输入法里找到,尤其是常常和古文献打交道的人应该对此体会颇深。这是大约6、7年前,我从网上找到的一个输入繁难字的软件,由于年代久远,忘记了是从那个论坛下载的,故不能提供下载链接,需要的人请给我发邮件:tuliplands@yahoo.com.cn

 
这个软件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先是双击MiniDict.exe,软件打开后如图所示。举个例子说明它的使用方法,假如我们要查找的字是:“胾”。如果您知道它的读音,就可以直接在右上角拼音索引的下方输入zi41234分别代表四声),然后找到“胾”。这时候,双击左下角的“胾”,就会在结果栏里显示:“胾”。把这个字符复制到您的文档中就可以了。如果你不知道它的读音,那么就用部首检字法,像查字典一样,找到“胾”,复制、粘贴,就OK了。

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

资料 转载 引用 (0) 评论 (1)   

 
By Charles A. Beard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1933

Annual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delivered at Urbana. December 28, 1933. Fro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39, Issue 2, p. 219-231

History has been called a science, an art, an illustration of theology, a phase of philosophy, a branch of literature. It is none of these things, nor all of them combined. On the contrary, science, art,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are themselves merely phases of history as past actuality and their particular forms at given periods and places are to be explained, if explained at all, by history as knowledge and thought. The philosopher, possessing little or no acquaintance with history, sometimes pretends to expound the inner secret of history, [ 1. For a beautiful example see the passages on America in the introduction to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1 but the historian turns upon him and expounds the secret of the philosopher, as far as it may be expounded at all, by placing him in relation to the movement of ideas and interests in which he stands or floats, by giving to his scheme of thought its appropriate relativity. So it is with systems of science, art,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All the light on these subjects that can be discovered by the human mind comes from history as past actuality.

What, then, is this manifestation of omniscience called history? It is, as Croce says, contemporary thought about the past. History as past actuality includes, to be sure, all that has been done, felt, and thought by human beings on this planet since humanity began its long career. History as record embraces the monuments, documents, and symbols which provide such knowledge as we have or can find respecting past actuality. But it is history as thought, not as actuality, record, or specific knowledge, that is really meant when the term history is used m its widest and most general significance. It is thought about past actuality, instructed and delimited by history as record and knowledge--record and knowledge authenticated by criticism and ordered with the help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This is the final, positive, inescapable definition. It contains all the exactness that is possible and all the bewildering problems inherent in the nature of thought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thinker to the thing thought about.

Although this definition of history may appear, at first glance, distressing to those who have been writing lightly about "the science of histor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it is in f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st profound contemporary thought about history, represented by Croce, Riezler, Karl Mannheim, Mueller-Armack, and Heussi, for example. It is in keeping also with the obvious and commonplace. Has it not been said for a century or more that each historian who writes history is a product of his age, and that his work reflect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of a nation, race, group, class, or section? No contemporary student of history really believes that Bossuet, Gibbon, Mommsen, or Bancroft could be duplicated to-day. Every student of history knows that his colleagues have been influenced in their selection and ordering of materials by their biases, prejudices, beliefs, affections, general upbringing, and experience, particularly social and economic; and if he has a sense of propriety, to say nothing of humor, he applies the canon to himself, leaving no exceptions to the rule. The pallor of waning time, if not of death, rests upon the latest volume of history, fresh from the roaring press.

Why do we believe this to be true? The answer is that every written history--of a village, town, county, state, nation, race, group, class, idea, or the wide world--is a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facts, of recorded fragments of past actuality. And the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facts--a combined and complex intellectual operation--is an act of choice, convi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respecting values, is an act of thought. Facts, multitudinous and beyond calculation, are known, but they do not select themselves or force themselves automatically into any fixed scheme of arrangement in the mind of the historian. They are selected and ordered by him as he thinks. True enough, where the records pertaining to a small segment of history are few and presumably all known, the historian may produce a fragment having an aspect of completeness as, for example, some pieces by Fustel de Coulanges; but the completeness is one of documentation, not of history. True enough also, many historians are pleased to say of their writings that their facts are selected and ordered only with reference to inner necessities, but none who takes this position will allow the same exactitude and certainty to the works of others except when the predilections of the latter conform to his own pattern.

Contemporary thought about history, therefore, repudiates the conception dominant among the schoolmen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opening ye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conception that it is possible to describe the past as it actually was, somewhat as the engineer describes a single machine. The formula itself was a passing phase of thought about the past. Its author, Ranke, a German conservative, writing after the storm and st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weary of history written for, or permeated by, the purposes of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He wanted peace. The ruling classes in Germany, with which he was affiliated, having secured a breathing spell in the settlement of 1815, wanted peace to consolidate their position. Written history that was cold, factual, and apparently undisturbed by the passions of the time served best the cause of those who did not want to be disturbed. Later the formula was fitted into the great conception of natural science--cold neutrality over against the materials and forces of the physical world. Truths of nature, ran the theory, are to be discovered by maintaining the most severe objectivity; therefore the truth of history may be revealed by the same spirit and method. The reasoning seemed perfect to those for whom it was satisfactory. But the movement of ideas and interests continued, and bondage to conservative and scientific thought was broken by criticism and events. As Croce and Heussi have demonstrated, so-called neutral or scientific history reached a crisis in its thought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d advanced far on the way.

This crisis in historical thought sprang from internal criticism--from conflicts of thought within historiography itself--and from the movement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for historians are always engaged, more or less, in thinking about their own work and are disturbed, like their fellow citizens, by crises and revolutions occurring in the world about them. As an outcome of this crisis in historiography,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actuality of history is identical with or closely akin to that of the physical world, and the assumption that any historian can be a disembodied spirit as coldly neutral to human affairs as the engineer to an automobile have both been challenged and rejected. Thus, owing to internal criticism and the movement of external events, the Ranke formula of history has been discarded and laid away in the museum of antiquities. It has ceased to satisfy the human spirit in its historical needs. Once more, historians recognize formally the obvious, long known informally, namely, that any written history inevitably reflects the thought of the author in his time and cultural setting.

That this crisis in thought presents a digressing dilemma to many historians is beyond question. It is almost a confession of inexpiable sin to admit in academic circles that one is not a man of science working in a scientific manner with things open to deterministic and inexorable treatment, to admit that one is more or less a guesser in this vale of tears. But the only escape from the dust and storm of the present conflict, and from the hazards of taking thought, now before the historian, is silence or refuge in some minute particularity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He may edit documents, although there are perils in the choice of documents to be edited, and in any case the choice of documents will bear some reference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values and importance--subjective considerations. To avoid this difficulty, the historian may confine his attention to some very remote and microscopic area of time and place, such as the price of cotton in Alabama between 1850 and 1860, or the length of wig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on the pleasing but false assumption that he is really describing an isolated particularity as it actually was, an isolated area having no wide-reaching ramifications of relations. But even then the historian would be a strange creature if he never asked himself why he regarded these matters as worthy of his labor and love, or why society provides a living for him during his excursions and explorations.

The other alternative before the student of history as immense actuality is to face boldly, in the spirit of Cato's soliloquy, the wreck of matter and the crush of worlds--the dissolution of that solid assurance which rested on the formula bequeathed by Ranke and embroidered by a thousand hands during the intervening years. And when he confronts without avoidance contemporary thought about the nature of written history, what commands does he hear?

The supreme command is that he must cast off his servitude to the assump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and return to his own subject matter. to history as actuality. The hour for this fin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as arrived: the contingency is here and thought resolves it. Natural science is only one small subdivision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with which history as thought is concerned. Its dominance in the thought of the Western World for a brief period can be explained, if at all, by history; perhaps in part by reference to the great conflict that raged between the theologians and scientists after the daw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an intellectual conflict associated with th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landed aristocracies, lay and clerical,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rising bourgeois on the other.

The intellectual formulas borrowed from natural science, which have cramped and distorted the operations of history as thought, have taken two forms: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The first of these rests upon what may be called, for convenience, the assumption of causation: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of human affairs is determined by antecedent occurrences, and events of history are the illustrations or data of laws to be discovered, laws such as are found in hydraulics. It is true that no historian has ever been able to array the fullness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in any such deterministic order; Karl Marx has gone further than any other. But under the hypothesis that it is possible, historians have been arranging events in neat little chains of causation which explain, to their satisfaction, why succeeding events happen; and they have attributed any shortcomings in result to the inadequacy of their known data, not to the falsity of the assumption on which they have been operating. Undiscouraged by their inability to bring all history within a single law, such as the law of gravitation, they have gone on working in the belief that the Newtonian trick will be turned some time, if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applied long and rigorously enough and facts are heaped up high enough, as the succeeding grists of doctors of philosophy arc ground out by the universities, turned loose on "research projects", and amply supplied by funds.

Growing rightly suspicious of this procedure in physico-historiography, a number of historians, still bent on servitude to natural science, turned from physics to biology. The difficulties and failures involved in all efforts to arrange the occurrences of history in a neat system of historical mechanics were evident to them. But on the other sid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Darwinians were impressive. If the totality of history could not be brought into a deterministic system without doing violence to historical knowledge, perhaps the biological analogy of the organism could be applied. And this was done, apparently without any realization of the fact that thinking by analogy is a form of primitive animism. So under the biological analogy, history was conceived as a succession of cultural organisms rising, growing, competing, and declining. To this fantastic morphological assumption Spengler chained his powerful mind. Thus freed from self-imposed slavery to physics, the historian passed to self-imposed subservience to biology. Painfully aware of the perplexities encountered as long as he stuck to his own business, the historian sought escape by employing the method and thought of others whose operations he did not understand and could not control, on the simple, almost childlike, faith that the biologic, if not the physicist, really knew what he was about and could furnish the clue to the mystery.

But the shadow of the organism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had scarcely fallen on the turbulent actuality of history when it was scrutinized by historians who were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ir own subject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terms of a mere subdivision of history. By an inescapable demonstration Kurt Riezler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organismic theory of history is really the old determinism of physics covered with murky words. The rise, growth, competition, and decline of cultural organisms is meaningless unless fitted into some overarching hypothesis--either the hypothesis of the divine drama or the hypothesis of causation in the deterministic sense. Is each cultural organism in history, each national or racial culture, an isolated particularity governed by its own mystical or physical laws? Knowledge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forbids any such conclusion. If, in sheer desperation, the historian clings to the biological analogy, which school is he to follow--the mechanistic or the vitalistic? In either case he is caught in the deterministic sequence, if he thinks long enough and hard enough.

Hence the fate of the scientific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turns finally up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eterministic sequence to the totality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Natural science in a strict sense, as distinguished from mere knowledge of facts, can discover system and law only where occurrences are in reality arranged objectively in deterministic sequences. It can describe these sequences and draw from them laws, so-called. From a given number of the occurrences in any such sequence, science can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e remainder appear.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areas of human occurrences, something akin to deterministic sequences is found by the historian, but the perdurance of any sequence depends upon the perdurance in time of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which cannot be brought within any scheme of deterministic relevancies. Certainly all the occurrences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cannot be so ordered; most of them are unknown and owing to the paucity of records must forever remain unknown.

If a science of history were achieved, it would, like the science of celestial mechanics, make possible the calculable prediction of the future in history. It would bring the totally of historical occurrences within a single field and reveal the unfolding future to its last end, including all the apparent choices made and to be made. It would be omniscience. The creator of it would possess the attributes ascribed by the theologians to God. The future once revealed, humanity would have nothing to do except to await its doom.

To state the case is to dispose of it. The occurrences of history--the unfolding of ideas and interests in time-motion--are not identical in nature with the data of physics, and hence in their totality they are beyond the reach of that necessary instrument of natural science--mathematics--which cannot assign meaningful values to the imponderables, immeasurables, and contingencies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Having broken the tyranny of physics and biology, contemporary thought in historiography turns its engines of verification upon the formula of historical relativity--the formula that makes all written history merely relative to time and circumstance, a passing shadow, an illusio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shows that the apostle of relativity is destined to be destroyed by the child of his own brain. If all historical conceptions are merely relative to passing events, to transitory phases of ideas and interests, then the conception of relativity is itself relative. When absolutes in history are rejected the absolutism of relativity is also rejected. So we must inquire: To what spirit of the times, to the ideas and interests of what class, group, nation, race, or region does the conception of relativity correspond? As the actuality of history moves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the conception of relativity will also pass, as previous conce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events have passed. Hence, according to the very doctrine of relativity, the skeptic of relativity will disappear in due course, beneath the ever-tossing waves of changing relativities. If he does not suffer this fate soon, the apostle of relativity will surely be executed by his own logic. Every conception of history, he says, is relative to time and circumstances. But by his own reasoning he is then compelled to ask: To what are these particular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relative? And he must go on with receding sets of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until he confronts an absolute: the totality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which embraces all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and all relativitie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ought is, accordingly, returning upon itself and its subject matter. The historian is casting off his servitude to physics and biology, as he formerly cast off the shackles of theology and its metaphysics. He likewise sees the doctrine of relativity crumble in the cold light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When he accepts none of the assumptions made by theology, physics, and biology, as applied to history, when he passes out from under the fleeting shadow of relativity, he confronts the absolute in his field--the absolute totality of all historical occurrences past, present, and becoming to the end of all things. Then he finds it necessary to bring the occurrences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under one or another of three broad conceptions.

The first is that history as total actuality is chaos, perhaps with little islands of congruous relativities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and that the human mind cannot bring them objectively into any all-embracing order or subjectively into any consistent system. The second is that history as actuality is a part of some order of nature and revolves in cycles eternally--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democracy, aristocracy, and monarchy, or their variants, as imagined by Spengler. The third is that history as actuality is moving in some direction away from the low level of primitive beginnings, on an upward gradient toward a more ideal order--as imagined by Condorcet, Adam Smith, Karl Marx, or Herbert Spencer.

Abundant evidence can be marshaled, has been marshaled, in support of each of these conceptions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but all the available evidence will not fit any one of them. The hypothesis of chaos admits of no ordering at all; hence those who operate under it cannot write history, although they may comment on history. The second admits of an ordering of events only by arbitrarily leaving out of account all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evidence. The third admits of an ordering of events, also by leaving contradictions out of consideration. The historian who writes history, therefor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performs an act of faith, as to order and movement, for certainty as to order and movement is denied to him by knowledge of the actuality with which he is concerned. He is thus in the position of a statesman dealing with public affairs; in writing he acts and in acting he makes choices, large or small, timid or bold, with respect to some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the degree of his influence and immortality will depend upon the length and correctness of his forecast--upon the verdict of history yet to come. His faith is at bottom a conviction that something true can be known about the movement of history and his conviction is a subjective decision, not a purely objective discovery.

But members of the passing generation will ask: Has our work done in the scientific spirit been useless? Must we abandon the scientific method? The answer is an emphatic negative. During the past fifty years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rried on with judicial calm, has wrought achievements of value beyond calculation. Particular phases of history once dark and confused have been illuminated by research, authentication, scrutiny, and the ordering of immediate relevancies. Nor is the empirical or scientific method to be abandoned. It is the only method that can be employed in obtaining accurate knowledge of historical facts, personalities, situations, and movements. It alone can disclose conditions that made possible what happened. It has a value in itself--a value high in the hierarchy of values indispensable to the life of a democracy. The inquiring spirit of science, using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the chief safeguard against the tyranny of authority, bureaucracy, and brute power. It can reveal by investigation necessities and possibilities in any social scene and also offerings with respect to desirabilities to be achieve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therefore, a precious and indispensable instrument of the human mind; without it society would sink down into primitive animism and barbarism. It is when this method, a child of the human brain, is exalted into a master and a tyrant that historical thought must enter a caveat. So the historian is bound by his craft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to dispel the illusion that it can produce a science of history embracing the fullness of history, or of any large phase, as past actuality.

This means no abandonment of the tireless inquiry into objective realities, especially economic realities and relations; not enough emphasis has been laid upon the conditioning and determining influences of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necessities or upon researches designed to disclose them in their deepest and widest ramifications. This means no abandonment of the inquiry into the forms and development of ideas as conditioning and determining influences; not enough emphasis has been laid on this phase of history by American scholars.

But the upshot to which this argument is directed is more fundamental than any aspect of historical method.It is that any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facts pertaining to any large area of history, either local or world, race or class, is controlled inexorably by the frame of reference in the mind of the selector and arranger. This frame of reference includes things deemed necessary, things deemed possible, and things deemed desirable. It may be large, informed by deep knowledge, and illuminated by wide experience; or it may be small, uninformed, and unilluminated. It may be a grand conception of history or a mere aggregation of confusions. But it is there in the mind, inexorably. To borrow from Croce, when grand philosophy is ostentatiously put out at the front door of the mind, then narrow, class, provincial, and regional prejudices come in at the back door and dominate, perhaps only half-consciously, the thinking of the historian.

The supreme issue before the historian now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attitude to the disclosures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He may deliberately evade them for reasons pertaining to personal,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comfort, thus joining the innumerable throng of those who might have been but were not. Or he may proceed to examine his own frame of reference, clarify it, enlarge it by acquiring knowledge of greater areas of thought and events, and give it consistency of structure by a deliberate conjecture respecting the nature or direction of the vast movements of ideas and interests called world history.

This operation will cause discomfort to individual historians but all, according to the vows of their office, are under obligation to perform it, as Henry Adams warned the members of this Association in his letter of 1894. And as Adams then said, it will have to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scrutiny of four great tribunals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welcome knowledge and opinion: the church, the state, property, and labor. Does the world move and, if so, in what direction? If he believes that the world does not move, the historian must offer the pessimism of chaos to the inquiring spirit of mankind. If it does move, does it move backward toward some old arrangement, let us say, of 1928, 1896, 1815, 1789, or 1295? Or does it move forward to some other arrangement which can be only dimly divined--a capitalist dictatorship, a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or a collectivist democracy? The last of these is my own guess, founded on a study of long trends and on a faith in the indomitable spirit of mankind. In any case, if the historian cannot know or explain history as actuality, he helps to make history, petty or grand.

To sum up contemporary thought in historiography, any written history involves the selection of a topic and an arbitrary delimitation of its borders--cutting off connections with the universal. Within the borders arbitrarily established, there is a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facts by the processes of thought. This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a single act--will be controlled by the historian's frame of reference composed of things deemed necessary and of things deemed desirable. The frame may be a narrow class, sectional, national, or group conception of history, clear and frank or confused and half conscious, or it may be a large, generous conception, clarified by association with the great spirits of all ages. Whatever its nature the frame is inexorably there, in the mind. And in the frame only three broad conceptions of all history as actuality are possible. History is chaos and every attempt to interpret it otherwise is an illusion. History moves around in a kind of cycle. History moves in a line, straight or spiral, and in some direction. The historian may seek to escape these issues by silence or by a confession of avoidance or he may face them boldly, aware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perils inherent in any decision--in his act of faith.

Charles A. Beard (Nov. 27, 1874 to Sept. 1, 1948) was one of the most daring and innovative historians of his day. He received his PhD from Columbia in 1904, and taught there until 1917, before helping to establish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works such as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3)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1915), he stressed the part played by economic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With his wife, Mary Ritter Beard, he also co-authored the classic text book,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

一直以来,是否存在真实的历史,都是个不断被争论的问题。虽然作者对此表示怀疑,我还是相信真实的历史是可以被重现的,只要我们足够努力。本来想把这篇文章翻译过来的,可是内容太多了,几万字可不是闹着玩的。

来源:美国历史学会 

拨得云开见月明

资料 河南的那种南 引用 (0) 评论 (1)   

忙了一个多星期了,终于要结束了。高兴!贴张图庆贺一下!待会儿和大路吃饺子去!


从七曜说到“礼拜”、“星期”、“周”的语源(转载)

资料 引用 (0) 评论 (1)   
从七曜说到“礼拜”、“星期”、“周”的语源 Zacky Syrvester Mak Normal SHCHEONG 3 18 2003-08-21T07:00:00Z 2003-11-20T18:34:00Z 2003-11-20T18:34:00Z 1 320 1829 HKG 15 4 2145 11.5606 90 0 6 pt 6 pt 0 3 false false false ([{‘“‵〈《「『【〔〝︵︷︹︻︽︿﹁﹃﹙﹛﹝({ !),.:;?]}·–—’”‥…‧′╴、。〉》」』】〕〞︰︱︳︴︶︸︺︼︾﹀﹂﹄﹏﹐﹑﹒﹔﹕﹖﹗﹚﹜﹞!),.:;?|}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从七曜说到“礼拜”“星期”“周”的语源

 

黄河清*

 

 

西方以七日为一周的纪日方法是何时传入中国的?汉语中的“礼拜”“星期”等词是何时开始表示week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得从“七曜”说起。
  七曜就是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七星。冯承钧曾说“考吾国之数字,以三五之用为多,如三纲五常、三光五行之类是也。七数为用较少,惟西域之人常用之,如七死、七生、七难、七宝、七音是也。颇疑此七曜之说,来自西方。”1
 七曜之说是中国古已有之,还是来自西方,这尚需进一步考证。但这里作者提供两个取自《后汉书》和《晋书》的例证,如《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臣以顽驽,器非其畴,尸禄负乘,夕惕若厉。愿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厌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又如《晋书》卷二十二“煌煌七曜,重明交畅。我有嘉宾,是应是贶。邦政既图,接以大飨。人之好我,式遵德让。”

七曜之说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古已有之现在虽然难以下定论但利用七曜来纪日的方法倒确是从西方传入的据伯希和沙畹考证2 以七曜纪日的方法是在八世纪通过摩尼教3 传入中国的759北天竺沙门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在此经中即有七曜日的名称这些名称均为康居语4 之音译它们是:密或蜜Mir(日曜日、莫Maq(月曜日)、云汉Wnqan(火曜日)、Tir(水曜日)、温没斯Wrmzt(木曜日、那颉Naqit(金曜日)、鸡缓Kewan(土曜日764年,不空的弟子杨景风在为《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作注时,就七曜日有如下说明“夫七曜者,所为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5 、末摩尼6 以蜜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此等事持不忘,故今列诸国人呼七曜如后。”7
  到了明朝,马欢再一次提到西方七日一次礼拜的宗教活动。马欢在明永乐、宣德年间,以通事的身份随郑和使西洋。回国后著有《瀛涯胜览》(大约刊于1416年)一书。在该书的《古里国即西洋大国也》篇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王有大头目二人,掌管国事,俱是回回人。国人大率皆奉回回教门,礼拜寺有二三十所,七日一次礼拜,至日举家斋沐,诸事不干。”
  马欢随郑和下西洋到过不少阿拉伯国家,书中对阿拉伯人的风俗描述很多,且多次提到他们的宗教活动,如该书《祖法儿国》篇“如遇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长幼男子皆沐了,即将蔷薇露或沉香油搽其面,才穿齐整新衣。又以小土炉烧沉檀俺八儿香,立于其上,薰其衣体,才往礼拜寺。”又如《阿丹国》篇“国王之扮,头带金冠,身穿黄袍,腰系宝妆金带。至礼拜日去寺礼拜,换细白番布缠头,上加金锦之顶,身服白袍,坐车列队而行。在这两例中,均见有“礼拜日”一词,但其词的结构还不十分固定,它尚具“礼拜之日”的意味。
  到了19世纪20年代,有人将汉语中的“礼拜”一词用作英语 week 的对应词了,如1828年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WEEK a ,一个礼拜。“礼拜”原为动词,指宗教徒向所信奉的神行礼(上述《瀛涯胜览》中的礼拜日”里的“礼拜”仍为此义)。由于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一星期做一次礼拜,故此词慢慢引申用来指 week 了。

星期原是指牛郎星和织女星相会之期,现代意义的“星期”是个旧词新义词。关于用来指 week 星期一词何时出现,有人作过考证。张清常说,此词最早见于1912210日的《南京临时政府公报》8 ,但雁寒则认为“把七日一周制变为中国自己的‘星期,就是在袁嘉谷主持下制定的。”制定的时间是在19099 ,这虽比张说早3年,但也不是星期这词的第一次出现。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现代意义 的星期一词就已经有了,如1889年邹弢《益智会弁言》“益智者何?明格致以增见识也。会者何?聚众人以互求至理也。泰西博学家向有聚会之举。或星期休沐,或政事余闲。订相会之时,定相会之地。凡明理通达者,至期均至。彼此探讨,各抒己见。”10 又如1899年张大镛《日本各校纪略》校中大讲堂一(宣讲伦理之处,每星期两次),分讲堂八,博物标本室一,物理化学实验室一,手工实习场一,农事实习场一。”11

礼拜”“星期”这两个词在中国产生12 ,也只是在中国使用,没有东传日本。日语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如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这类表达方法(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此外日本还有一个表示 week 字,而且这个词还传到了中国。如1901年《清议报》七十八册《马塞多尼亚》“前在欧洲定造水雷艇六只。目下有二只,业已竣工,数周间(即数礼拜)必到。13从这个例句来看,当时“周”这个词可能是刚进入汉语不久,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懂这个词,作了一个“数周”即“数礼拜”的注解。即使在两年以后,仍有人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汉语词,只是将它看作是一个日语词,如方燕年在《瀛洲观学记1903年)中说“一来复,七日也。日本谓之一周。14 因此,从这两个例句来看,当时“周”这词很可能是刚刚传入中国不久。

 

/>

/>

* 黄河清先生,绍兴电视台社教部。

1. 见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序》,载冯承钧译《西域海南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影印本,第43页。

2. 感谢姚德怀先生的提醒,使我从史有为《异文化使者外来词》一书中得到了线索,在冯承钧的《西域海南史地考证译丛》中找到了伯希和、沙畹关于“七曜日”的研究成果。

3. 波斯的一种古代宗教。由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它从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以及诺斯替教中吸收了部分思想材料,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公元6-7世纪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7世纪传入内地,旧译明教、末尼教、明尊教等。

4. 古代西域康居国(故址可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镜塔什干一带)的语言。

5. 即梵文 Nirgranthaputra,在中国则以名一切外道引文原注。

6. Mar Mani,原文义即摩尼主也,但在中国则以名一切摩尼教徒引文原注。

7. 见伯希和、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载冯承钧译《西域海南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影印本,第55-56页。

8. 见张清常“说‘礼拜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一例”,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4期,第2-4页。

9. 见雁寒“‘星期’的由来”,上海《咬文嚼字》,2003年第3期,第27页。

10. 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23页。

11. 见吕顺长编著《教育考察记,上册,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27页。

12. “礼拜”这词有着宗教上的意味, 而“星期”这词没有这种意味。从语感上讲“星期”这词“文”一点“礼拜”这词“俗”一点。当时表示 week 的还有一个词,也有点,这个词就是“来复”,如1902年麦鼎华译《欧洲十九世纪史》第四编“自十三岁至十八岁之少年,一来复以六十九时为劳作之限制。(见美国轩利普格质顿著,麦鼎华译《欧洲十九世纪史》,上海:广智书局,第59页阳面)又如,1904年梁启超《中国国债史》“转瞬至廿二年三月,日本第二次偿款期已迫近,而政府又已不名一钱,于是复商借于外国,而前后五阅月乃告成,计借定时,距付款日本之期限仅七来复耳(付款期为三月廿六日,至二月初十日始借定)。(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来复原是一个古词, 见《周易·上经》:“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 利有攸往。这里的“来复”是指阳气经七日已由剥尽而开始复生。后因以称阳气始生。但前面两例中的“来复”只取其“往复”义,来指英语中的 week,即七日一周,循环往复,永不止息。1906年,康有为还将“来复”简称为“复”,如其《奥国游记序》:“此院于生人学陈列甚备,每增一复列一胎型。始成胎,七日大五六分余; 三四来复,增长一二分; 六七复时,成寸许人形,然有五复成矣。十二复寸半,然有十四复已大三四寸者。黑人则十六复三寸耳。若双胎,则十八复可四五寸; 四月后,可五六寸 ; 五六月大六寸矣,皆首大而手足小。(见《列国游记康有为遗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7页)“来复”“复”这些词的主要使用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后逐渐消亡。

13. 见《清议报》,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4931页。

14. 见注释11,第474页。    

Design by N.Design Studio
Powered by Lifetype. Template adapted by Russian Lifetype

Sponsored by onebird - 津ICP备060032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