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
16
苹果总部发生火灾：iFire
十二月
11
这是笔者第一次在未经作者允许的情况下转载他的文章。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十一月
30
今天的每日邮报上看到一则新闻， 不爽。
With so many English-speaking tourists and businessmen now travelling to China, the Chinese are having to translate their signs to help visitors. Sometimes, though, the message gets lost, and the results can be amusing, and often utterly baffling. Now a new book has collected pictures of some of the best examples and here we present a selection...
十一月
22
对于活着来说，所有的欢喜和悲伤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一次，当我看到身边的人在无节制地放大自己失恋的痛苦或者寂寞的时候，我都要努力克制上去抽他一顿的冲动。或许，或许爱情真的是很重要的吧。在你还没尝试过被股市牢牢套住你所有的血汗钱，以至于你终日惶恐不安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你当然可以风花雪月地呻吟，甚至顾影自怜，你当然可以。
沈素珍没有时间考虑她的爱情。上天忽然掉下一个灾难，而她不想被这个灾难砸死。于是，她一贯没什么力气的肩膀把这个灾难扛了起来。她走进了股市，和所有街边卖鸡蛋的大娘们一样期待着一夜暴富，她相信股市是个神话，但是对股市毫无认识的她却不知道，一切只是开始，有更多的未知要来。她出卖了她唯一的财产——她的身体，换回的是一支被认为必涨的股票。然而，股市里有什么是必然的呢？仅仅一个政策的出台，就足以让整个股市天翻地覆。于是，昔日万人景仰的股神沦为囚犯，用借来的钱买的股票被套了，深爱着素珍却又不忍心拖累她的东胜自杀了。谁能说清东胜究竟是死于一场车祸还是死于令人疯狂的股票？素珍最后失去了一切，而只剩下这支死也不卖的股票。它终于涨了，在素珍盲目而执著的坚持之下。
人生中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是活着还是活着的尊严？沈素珍别无选择，她的生活经历，她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她永远把活着作为目标，她不会推开老高猥亵的手，因为那手里攥着她一家人生活下去的希望。
不知道谁曾说过，一个人永远不会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世界。这真是个叫人绝望的说法。但是至少，我们能从别人的故事里，发现并拷问自己的灵魂，是否也经的起命运无情的考验。
无论你是鄙视素珍或是同情她，素珍都将顽强地活着，像一棵生长在石缝中的野草一样，将生命延续下去。
我相信股市里还有千千万万个素珍们，她们或者像羊群一样被道听途说的消息赶来赶去，或者孤单地站在被套的高岗上，望着山下的一片惨绿，笃信着死也不卖早晚得涨的信念独自苦撑下去。没有人愿意出卖自己，没有人愿意背叛家庭，没有人愿意放弃活着的希望。但是，在现实的滚滚洪流之中，理想显得那么脆弱，不堪一击。
都说人命关天，但窦娥也不过用命换来了一场六月飞雪。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从古至今，他们始终只拥有一些细小而琐碎的悲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似乎天生就具有化解忧伤的能力。是的，在生存面前，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十月
11
關于橫穿馬路，我的解釋是：“人類已經從樹上下來直立行走幾百萬年了，為什么要給發明才一百多年的汽車讓路？是人重要還是四個輪子的怪物重要？”今天看到了一個高人的解釋，全文摘錄如下：不過據百度考證，這篇文章早就有了，至于這位高人在被采訪時是否靈活運用了這些東西，我就不太清楚了。
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拿着摄像机的家伙拦住了， 其中一个什么也没有拿的靓女说他们是 XX报社的，要采访我。 采访开始后，那靓女问我：" 刚才你是不是从马路中间的护栏上跳过来的？" 我说是，没错。她问我知道那么做不对吗？知道不对为什么还要违反交通规则？ 我说为了节省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浪费我的时间就等于图我的财害我的命，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话。那靓女听我说完愣了半天， 然后才想起来问：难道就不知道那么做是很危险的吗？ 我说习惯就好了，这世界上哪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地球是转动的，生命是运动的，一不留神谁都能玩完， 睡觉都能活活把人睡死,吃饭都能把人活活噎死，想通这些，跳个护栏还怕什么危险？ 她对我的回答很感意外，只是傻傻地站着，不知该再问我什么才好。 于是我主动地伸手和她握握，很友善的说：" 是实习生吧，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在又一次回家的路上，我又被一群拿着摄像机的家伙拦住了（烦）， 其中一个什么也没有拿的比原来那个靓女更靓的靓女说她们是XX报社的，要采访我。 采访开始后，那靓女问我： "刚才是不是从马路中间的护栏上跳过来的？ " 我说是，没错。她问我知道那么做不对吗？知道不对为什么还要违反交通规则？ 我说为了节省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浪费我的时间就等于图我的财害我的命， 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话。那靓女听我说完咯咯笑了半天， 然后才想起来问：要是被车撞了你更得损失时间损失金钱甚至生命， 难道你觉得那么做是很值得的吗？我说想开就好了，这世界上哪有绝对值得的事情？ 地球是转动的，生命是运动的，一不留神谁都能玩完， 美国骑兵部队听过吧，NB吧，叫索马里民兵打的满街跑； XX人拜神社知道吧，无耻吧，就有人给他泼墨水； 以色列杀巴勒斯坦人不当回事吧，就有人宁可挨子弹也要扔他一石头。 没有什么事是稳赚不赔的，想通这些，跳个护栏还怕什么危险？ 有的人连万年唾骂都不怕了，冒死要把台湾岛分出去，他们都不怕我为什么怕呢？ 她对我的回答很感意外，但是她的水平似乎要高一点 她坚持问： "那些事情都是国家大事你不认为用这些事情来证明你翻护栏正确是很没有道理的么？ " 我说你多到 "XXX.cn“上看看就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般来说我们大礼不拘小节、大义不存小仁，一个人如果不翻护栏，他无非是个好市民， 但一个人如果国家大事的对错都分不清楚，就非常可怕了， 我宁可做一个为时间为事业为祖国而不惜生命的人， 也不愿意做一个面对一道护栏苟且偷生的人，连小溪都不能渡过的树叶，如何横越海洋， 连护栏都不跨过，能指望这样的人在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舍生忘死，冲锋陷阵么？ 她只是傻傻地站着，不知该再问我什么才好。于是我主动地伸手和她握握， 很友善的说： "你是和那个实习生一起参加工作的吧，没什么事我先走了。不用担心，日子长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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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23
今年三月份出的一个纪录片《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全球变暖大骗局）》，多少人看过？我发现一 些人在推荐，似乎很相信的样子。在讨论这部片子之前，我不得不郑重地指出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存在的误会：这部纪 录片不是BBC的，而是由英国WagTV公司制做，由Channel 4（英国第四大电视台）播出，跟BBC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信去各自的主页上找找看） 。这明明在纪录片结尾说明了——A Wag TV Production for Channel 4，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是BBC呢？难道是它其中引用了BBC 的一些老纪录片片断，但你要仔细看的话，大部分引用都是在讽刺或批驳，BBC有那么傻吗？或许是BBC的纪录片太有名了，只要来自英国就是 来自BBC？可是这纪录片明明就不是BBC的风格。BBC做纪录片，如果是存在学术争议的，一定是对持正反态度的科学家都进行采访，证据和理论 的争论采用拉锯模式，一环扣一环，决不会这样只单方面展示一边的说法，更不会以“骗局”，“阴谋”这种可笑的幼稚口吻来形容反对的观 点。由此可见，人云亦云在网络中是多么盛行。大家无论是要感激还是要批判，还都请找对了对象，不然BBC可真冤哪。(PS:后来发现还有人以 为Channel 4是BBC的第四频道，什么事儿啊，Channel 4 就是 Channel 4, 啥时候被BBC吞了？) 能有一部讨论非主流观点的纪录片是 好事。但问题在于你是否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任何学术问题都不可能不存在争议，因为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总是有限的，所以需 要做一些假设和模拟，然后靠积累更多的数据来检验假设的自恰性和有效性。不同人看重不同的方面，利用不同的假设，得出不同的结论， 而 且当某种理论的证据积累得远远多出其他理论时，自然会占据主流， 这是科学界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怎么会被说成别有用心的“骗局”呢？倒 是利用这些争议，片面地例举证据，断章取义地引用科学家的话，甚至伪造数据，以达到宣扬自己观点的目的，那才是在制造骗局。而这个骗 局，现在已经被揭穿。 英国《独立报》今年5月8日报道，Channel 4因在气候变化的纪录片中伪造数据被起诉（C4 accused of falsifying data in documentary on climate change)。起诉者正是纪录片中出现的那位研究太阳活动的科学家Eigil Friis-Christensen.在影片中，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个证据—— 最近400年的太阳活动曲线，并说明相比二氧化碳排放量曲线，太阳活动与温度变化吻合得更好。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Eigil Friis- Christensen指出，1610至1710年之间的数据根本就是空白，纪录片伪造了这一百年的数据，使它看起来在400年中都 符合得很好。而且，纪录片用的是过时的数据，它让我们以为最近30或40年的太阳活动曲线与温度变化都符合得很好，但事实上， 从1985年以后，他们就没有观察到任何太阳活动加剧，而此时温度正在直线上升。Eigil Friis-Christensen 确实不完全赞同主流观点，他认为太阳活动的影响被忽视了。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排除人为因素是造成升温的主要原因的可 能性。作为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是谨慎地审视各方面证据，而不是贸然下结论。 另一位向Channel 4发难的科学家是片中的海洋专家 Carl Wunsch。他在写给Wag TV老总的邮件中(见评论109) 说，他被骗了。他在同意接受采访时，以为这是一部用平衡的观点讨论气候变化中复杂因素的纪录片——这是英国电视一向的优良传统， 结果没想到会如此片面和有倾向性。他只是对一些英国媒体大肆夸张全球变暖的后果不满，想借此澄清一些科学事实，讨论什么因素最重要， 什么东西不相干。他说，要做这样的批判评论，不是一刀一枪就能解决问题的，这需要彻底地检查整个科学。然而，他提到的方方面面的因素 却被断章取义，只言片语的拼凑甚至达到了完全违背原义的效果。比如他说，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含量很少，观众仅凭这一句话就会以为二氧化 碳对大气影响很小。但是，这显然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大气科学初学者都会告诉你，因为含量高的气体根本就跟温室效应无关，如果不是故意要造成错误印象，导演是决不会留着这种误导不管的。另一个例子是，他提供了海洋升温放出二氧化碳的解释 ，本意是想说明这使得温室效应更加严重，另人担忧，然而纪录片却用它说明相反的观点：二氧化碳的释放是纯自然现象，跟人类活动无关， 因此不用担心任何东西。Carl Wunsch很恼火，他说他跟媒体打过交道，知道科学观点在媒体宣传中受到曲解是很常见的，但遇到这样 的事情还是头一遭。该纪录片败坏了他的学术声誉，他要求以后不得播出有他参与的部分。 不仅如此，英国《卫报》还指出，纪录片中使用的云层数 量和太阳活动相关性的数据，是用错误的云层统计数据（非全球的）得出的，后来有人用全球的云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相关性。另 外，大气高层温度上升没有地表温度上升快这一与全球变暖理论矛盾的数据，在2005年被证实是卫星测量数据出错。科学研究是一个发展的过 程，不是随手抓一片科研杂志上的文章就是真理。故意用一些过时的和已经被证伪的数据来说事儿，居心何在？ 关于片中提到的对全 球变暖主流理论的一些质疑，其实都不是新东西，它们已经被回答了无数遍，也只不过能用来哄哄外行而已。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还有一个 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历史纪录的二氧化碳变化滞后于温度变化？这其实正是主流观点的证据而不是反证。温度上升会让海洋释放更多的二氧化 碳，因此升温确实是二氧化碳增多的原因，但这并不与二氧化碳导致升温矛盾，因为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因为这个正反馈，全球变暖才更另 人担忧。其实重要的问题不是看谁在前谁在后，而是要统计人类活动释放的二氧化碳占多大比重。纪录片中给出的结 果完全不对（其实根本就没给具体数据），火山所放出的二氧化碳还不及工业排放的1％，而海洋现在对二氧化碳的净效果是吸收而不是排放（ 别忘了海洋升温滞后于大气）！至于生物的自然排放，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因为如果生态平衡的话（即保持植物和动物的比例一定） ，它们是完全能被植物全部吸收的。因此，大气二氧化碳的增加不外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化石燃料的燃烧，一是毁林燃烧，它们都是把 以固体形式存在的碳变成了二氧化碳，把原本固定在地表和地下的碳释放到大气中，考虑到碳原子的个数是守恒的，大气二氧化碳增加也就不 难理解了。 如果你对更多的细节感兴趣，可以看这里：RC wiki。Real Climate做了一个关于媒体中各种争议的档案，澄清了很多误导，也包括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也并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不应该压制少数人，少数人也没 有必要自封“异端”博得同情。别忘了，当全球变暖刚提出来时支持者还是少数呢，布什政府一年前还把反对全球变暖的科学家当块宝呢，现 在迫于压力终于转变态度，莫非他们就感到失宠的恐慌，就开始构造“政府阴谋论”了。为了申请科研经费而制造骗局？ 难道为自己用客观证 据坚定了信心的课题去要钱是偷鸡摸狗的事？为经费而夸大科研意义的事确实存在，但如果要按这种逻辑推论的话，所有主流科学研究都不应 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都是金钱驱使的“骗局”。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什么？不是这些表面的种种揣测，无论他们是否空穴来风，一点意义都没 有。我们应该看科学本身，看它的证据和论断是否有问题。其实科学主流是什么，对真正的科学研究者来说意义不大，只是公众会因此受到引 导罢了。主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证据现在看来是最充分的，但并不是毫无漏洞的。主流代表了最大的可能性，而在面对人类生存 环境的问题上，最保险的路，自然是接受这个最大可能性。 人类的盲目和冲动，往往容易让我们揣着好心办坏事，但并不能因此否定 动机。一些反对环保的人其实是反对极端环保主义者，但难道就只有他们在倡导环保吗？该片中一再地强调极端环保主义者，反工业化和资本 主义造成的危害，但他们究竟有多少人？什么东西染上政治色彩都会变得比较恶心，但我们就要全盘否定吗？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物理造出了原 子弹就抛弃物理，我们也不能因为环保遭到了不适当的使用而抛弃环保。控制全球变暖现在是环保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不能因为它不可避免 的政治色彩就排斥它，相反，我们不得不利用政治，关键是要利用好。该纪录片的最后想拿非洲国家博得大家同情，这是很无聊的手段，立个 极端环保主义的虚靶子，拿着非洲做挡箭牌，根本目的其实是推卸发达国家的责任。所谓倡导非洲用太阳能，是少数极端环保主义者的观点， 根本就是不值得考虑，京都议定书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做任何限制，怎么可能逼着非洲去做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的事？全球变暖的责任当然是按发 达程度分配的，我一直强调中国的责任，那也是因为相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并不是让中国承担跟欧美一样的减排义务。至于 几乎没有工业的非洲，我看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限制他们。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在这场环保斗争中，真正损失最大的是发达国家，更确切 的说，是它们的传统工业巨头们，否则美国也不会那么畏首畏尾。对于工业结构尚未完全成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其实是机遇大于挑战的。 最后，再次对被误会的BBC和被误解的科学家们深表同情，对被误导的个别朋友深表遗憾，对坚持客观思考没有被迷惑的朋友们深表祝 贺！ （本文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而且请不要去掉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