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睡到一半，突然想起个事情：虽然研究洋务运动的人很多，但是研究洋务这个词的源流的文章似乎不多，于是暗自窃喜，几乎失眠。
洋务最初称为夷务。由一个贬义词转变为中性词，以至于后来稍稍有些看上去有些牛X。
早上去图书馆查索引，国人写的文章的专门文章的确不多。高兴……正好遇见了导师，就跟他聊起这件事，他说：你写写吧，多看点书。
回来之后，打开google，随手一搜，傻眼了。
Susan Deacy 和 Alexandra Villing 写了本书，从头到脚把这个问题写了个遍，连个扎针的地方也没有给我留下。还写了本书：Athena in the Classical World。
他们两个从政治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等等等等的角度，辨析了这个问题。他们甚至讨论到了夷夏之防。汗……
每次洗脸或者洗头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可是总免不了在低头的时候碰上水龙头。如果运气好，还能听见悠远的回声，看见满天的星光。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虽然每次的后果不尽相同，但是疼总是难免的。偶尔头上也会见红，半天不见好转。今天早上，悲剧又上演了。母亲老是说我傻，我也不否认。说实话，在生活方面，我的确差点什么。
头上的包
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 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
这许多的记号 深在我心中留
他们要这样做让我怎样好
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 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
这许多的记号 让我在长高
无毒不丈夫 可我才知道
我顶着头上的大包 低头踩着我自己的脚
我抬头望着北斗星 它的方向我已知道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凉水不要再给我浇
我痴情望着漂亮姑娘 头上又留下许多记号
多么想 我披着头也要直起腰到处走
多么想 那琴声也要是大家的歌谣
多么想 朋友见面时心里说一声你好
多么想 哪怕头上再有许多许多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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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古代社会》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杨东莼 马雍 马巨译
在正文之前，译者为摩尔根写了一篇简要的传记，颇耐玩味。
译者在介绍摩尔根的著作《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的写作缘起时写到："当时学术界对印第安人的来源持有各种分歧的意见，其中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越过太平洋迁到美洲去的。摩尔根相信这种观点，并希望为这个论点找到确凿的根据。他设想，如果在亚洲及其附近地区的土著居民也能找到与印第安人相同的亲属称谓制度，则这个论点自可获得有力的证明。"
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会有一些先验的观点或者是研究者本身已经相信的观点，在随即展开的研究活动中，研究者搜集各种资料，再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结果往往就是把研究者头脑中已经证明过的观点在现实层面以合理合法的手段加以强化。就好比我们一开始被教育说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然后在近现代史的学习中，一些官方档案教材等等又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历史叙述出来，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个观点就得到了强化。同样，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中，摩尔根用大量的原始资料证明了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越过太平洋迁到非洲的。而在此之前，摩尔根相信此观点。
社会上也已存在并流行许久的种种观点或者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考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时代不断进步，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提法不断涌现，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识水平。同时也使得独立审慎的眼光愈加难能可贵。任何研究的开始都是在一些故有知识背景的基础之上的，都会有一定的出发点。虽然历史研究大多标榜客观公正，但是要避免所有的倾向，以达到绝对的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或许在社会科学中测不准原理也在起作用。如何解决由研究者自身局限所造成的研究方法、结果的偏差呢？不妨引入一种充分的竞争机制，使各种观点充分竞争。最终被广泛认可的就是最好的。这就需要包容各种不同的言论甚至是异端的言论，最后当然是吹尽黄沙始到金。虽然这种竞争机制亦有许多缺陷以及种种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但却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方法了。
之后译者又写到："《古代社会》一书从问世以来就遭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界的歧视……"译者的这些话写于1977年3月，撇开当时的时代局限不谈，一种学说只有经得住各方面的表扬和批评，才能流传得久远。虽然译者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界"似乎充满了仇恨，但正是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界"的不懈努力下，摩尔根的一些假说得到了修正，日臻完善。这样的事例最终证明了我的假设：充分的竞争可以用来消弭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观点学说之间的差异。
我画了一个圈儿，最后却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呵呵……
从七曜说到“礼拜”、“星期”、“周”的语源
黄河清*
西方以七日为一周的纪日方法是何时传入中国的？汉语中的“礼拜”、“星期”等词是何时开始表示week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得从“七曜”说起。
“七曜”就是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七星。冯承钧曾说：“考吾国之数字，以三五之用为多，如三纲五常、三光五行之类是也。七数为用较少，惟西域之人常用之，如七死、七生、七难、七宝、七音是也。颇疑此七曜之说，来自西方。”1 七曜之说是中国古已有之，还是来自西方，这尚需进一步考证。但这里作者提供两个取自《后汉书》和《晋书》的例证，如《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臣以顽驽，器非其畴，尸禄负乘，夕惕若厉。愿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厌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又如《晋书》卷二十二：“煌煌七曜，重明交畅。我有嘉宾，是应是贶。邦政既图，接以大飨。人之好我，式遵德让。”
七曜之说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古已有之，现在虽然难以下定论，但利用七曜来纪日的方法倒确是从西方传入的。据伯希和、沙畹考证2 ，以七曜纪日的方法是在八世纪通过摩尼教3 传入中国的。759年，北天竺沙门不空译有《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在此经中即有七曜日的名称，这些名称均为康居语4 之音译，它们是：密或蜜—Mir（日曜日）、莫—Maq（月曜日）、云汉—Wnqan（火曜日）、咥—Tir（水曜日）、温没斯—Wrmzt（木曜日）、那颉—Naqit（金曜日）、鸡缓—Kewan（土曜日）。764年，不空的弟子杨景风在为《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作注时，就七曜日有如下说明：“夫七曜者，所为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5 、末摩尼6 以蜜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此等事持不忘，故今列诸国人呼七曜如后。”7
到了明朝，马欢再一次提到西方七日一次礼拜的宗教活动。马欢在明永乐、宣德年间，以通事的身份随郑和使西洋。回国后著有《瀛涯胜览》（大约刊于1416年）一书。在该书的《古里国即西洋大国也》篇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王有大头目二人，掌管国事，俱是回回人。国人大率皆奉回回教门，礼拜寺有二三十所，七日一次礼拜，至日举家斋沐，诸事不干。”
马欢随郑和下西洋到过不少阿拉伯国家，书中对阿拉伯人的风俗描述很多，且多次提到他们的宗教活动，如该书《祖法儿国》篇：“如遇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长幼男子皆沐了，即将蔷薇露或沉香油搽其面，才穿齐整新衣。又以小土炉烧沉檀俺八儿香，立于其上，薰其衣体，才往礼拜寺。”又如《阿丹国》篇：“国王之扮，头带金冠，身穿黄袍，腰系宝妆金带。至礼拜日去寺礼拜，换细白番布缠头，上加金锦之顶，身服白袍，坐车列队而行。”在这两例中，均见有“礼拜日”一词，但其词的结构还不十分固定，它尚具“礼拜之日”的意味。
到了19世纪20年代，有人将汉语中的“礼拜”一词用作英语 week 的对应词了，如1828年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WEEK ，a ，一个礼拜。”“礼拜”原为动词，指宗教徒向所信奉的神行礼（上述《瀛涯胜览》中的“礼拜日”里的“礼拜”仍为此义）。由于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一星期做一次礼拜，故此词慢慢引申用来指 week 了。
“星期”原是指牛郎星和织女星相会之期，现代意义的“星期”是个旧词新义词。关于用来指 week 的“星期”一词何时出现，有人作过考证。张清常说，此词最早见于1912年2月10日的《南京临时政府公报》8 ，但雁寒则认为，“把七日一周制变为中国自己的‘星期’，就是在袁嘉谷主持下制定的。”制定的时间是在1909年9 ，这虽比张说早3年，但也不是“星期”这词的第一次出现。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现代意义 的“星期”一词就已经有了，如1889年邹弢《益智会弁言》：“益智者何？明格致以增见识也。会者何？聚众人以互求至理也。泰西博学家向有聚会之举。或星期休沐，或政事余闲。订相会之时，定相会之地。凡明理通达者，至期均至。彼此探讨，各抒己见。”10 又如1899年张大镛《日本各校纪略》：“校中大讲堂一（宣讲伦理之处，每星期两次），分讲堂八，博物标本室一，物理化学实验室一，手工实习场一，农事实习场一。”11
“礼拜”、“星期”这两个词在中国产生12 ，也只是在中国使用，没有东传日本。日语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如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这类表达方法（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此外日本还有一个表示 week 的“周”字，而且这个词还传到了中国。如1901年《清议报》七十八册《马塞多尼亚》：“前在欧洲定造水雷艇六只。目下有二只，业已竣工，数周间（即数礼拜）必到。”13从这个例句来看，当时“周”这个词可能是刚进入汉语不久，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懂这个词，作了一个“数周”即“数礼拜”的注解。即使在两年以后，仍有人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汉语词，只是将它看作是一个日语词，如方燕年在《瀛洲观学记》（1903年）中说：“一来复，七日也。日本谓之一周。”14 因此，从这两个例句来看，当时“周”这词很可能是刚刚传入中国不久。
* 黄河清先生，绍兴电视台社教部。
1. 见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序》，载冯承钧译《西域海南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影印本，第43页。
2. 感谢姚德怀先生的提醒，使我从史有为《异文化使者 ——外来词》一书中得到了线索，在冯承钧的《西域海南史地考证译丛》中找到了伯希和、沙畹关于“七曜日”的研究成果。
3. 波斯的一种古代宗教。由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它从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以及诺斯替教中吸收了部分思想材料，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公元6-7世纪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7世纪传入内地，旧译明教、末尼教、明尊教等。
4. 古代西域康居国（故址可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镜塔什干一带）的语言。
5. 即梵文 Nirgranthaputra，在中国则以名一切外道 ——引文原注。
6. 即 Mar Mani，原文义即摩尼主也，但在中国则以名一切摩尼教徒 ——引文原注。
7. 见伯希和、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载冯承钧译《西域海南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影印本，第55-56页。
8. 见张清常“说‘礼拜’——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一例”，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4期，第2-4页。
9. 见雁寒“‘星期’的由来”，上海：《咬文嚼字》，2003年第3期，第27页。
10. 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23页。
11. 见吕顺长编著《教育考察记》，上册，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27页。
12. “礼拜”这词有着宗教上的意味, 而“星期”这词没有这种意味。从语感上讲，“星期”这词“文”一点，“礼拜”这词“俗”一点。当时表示 week 的还有一个词，也有点“俗”，这个词就是“来复”，如1902年麦鼎华译《欧洲十九世纪史》第四编：“自十三岁至十八岁之少年，一来复以六十九时为劳作之限制。”（见美国轩利普格质顿著，麦鼎华译《欧洲十九世纪史》，上海：广智书局，第59页阳面）又如，1904年梁启超《中国国债史》：“转瞬至廿二年三月，日本第二次偿款期已迫近，而政府又已不名一钱，于是复商借于外国，而前后五阅月乃告成，计借定时，距付款日本之期限仅七来复耳（付款期为三月廿六日，至二月初十日始借定）。”（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来复”原是一个古词, 见《周易·上经》:“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 利有攸往。”这里的“来复”是指阳气经七日已由剥尽而开始复生。后因以称阳气始生。但前面两例中的“来复”只取其“往复”义，来指英语中的 week,即七日一周，循环往复，永不止息。1906年，康有为还将“来复”简称为“复”，如其《奥国游记序》：“此院于生人学陈列甚备，每增一复列一胎型。始成胎，七日大五六分余; 三四来复，增长一二分; 六七复时，成寸许人形，然有五复成矣。十二复寸半，然有十四复已大三四寸者。黑人则十六复三寸耳。若双胎，则十八复可四五寸; 四月后，可五六寸 ; 五六月大六寸矣，皆首大而手足小。”（见《列国游记 ——康有为遗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7页）“来复”、“复”这些词的主要使用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后逐渐消亡。
13. 见《清议报》，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4931页。
14. 见注释11，第474页。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历史
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rden China
史景迁既注重历史个案的考察，同时又常以宏达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
P5：那些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十分崇敬中国的十八世纪的西方作家和政治思想家们开始鞭辟入里考察中国的衰落。他们指出，如果中国不能顺应世界的发展而生存，那么终有一日，它必将走向毁灭。
——虽然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不是落后就应该被打？如果看到别的国家或者个人落后，我们打他们是不是合理的?不顺应世界的发展而生存就会灭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式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简直就是强盗的逻辑。
P22：李自成和张献忠之乱以及与之同时伴生的瘟疫使中国饱受创伤。……虽然这些诊断分析无助于确定疾病的性质，但在证明1640年代中国遭受了多种灾难方面仍有其重要性。也可能是满族人早期入侵时把病菌带给了没有天然抗体的汉人，一如欧洲人入侵引起了天花和麻疹在墨西哥和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中广泛传播。
——立论的角度还是不错的，不过史景迁好像忘了一点，满族的祖先肃慎，勿吉等等，从汉朝时开始就和中原有交往了。和欧洲与墨西哥以及北美的情况有所不同。明朝的时候，与后金的互市虽然间或停滞，但终明一朝，未尝中断。满族入侵带来了病菌的说法，似乎欠妥当。究竟多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会造成瘟疫的传播，族群之间的差异和瘟疫爆发的可能性之间有没有联系，怎样发生联系，这些问题都得弄清楚。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并不反对猜测，但还是慎重一点好。
P46：如我们所见，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仍然难以画出阶级界线，我们关于阶级的历史意识主要来自于对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变的研究，这一转变的实现是城市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和代议制度逐步从顽固的贵族手中获得政权，在这里我们很难辨识模糊不清而且相互交织的阶级界线。
P48：因此，在1640年代，无论什么时候“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地主”，都必须从当地细致的经济分层及人际关系中寻求原因。李自成和张献忠反抗特权的叛乱更多的是广泛弥漫的挫败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然，而非无地者与地主的矛盾。
——这么说来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这样一来，釜底抽薪了。如果马克思主义有问题，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不是要重新审视？呵呵……被马克思学者奉为圭臬的阶级分析理论，也需要重新审视，这下麻烦大了。不过，不管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好，用史景迁的方法也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微观个体的考察往往是极为复杂的，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以及对史料进行甄别的法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P87：因为康熙——就像他的前任顺治一样——已不再实行全国性的土地清丈，中国的地税制度现在依据两个标准固定下来：各省的土地维持在1581年万历统治时期所作的最后一次全面清丈的登记数，而每一单位土地应纳的租税数量此后皆依据1712年的数字。这严重阻碍了康熙的继任者们对中国财政做合理化的整顿。
——史景迁的依据显然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康雍乾赋税折银，摊丁入亩的依据显然是儒家的思想。要体恤民情，要轻徭薄赋……其实呢，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财政制度。只有籍以维持中央帝国运转的税收制度。
P90：根据经济联系而非传统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分析中华帝国晚期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当时的统治者和官僚机构没有利用的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这个社会。
——行政区划和实际的经济区域之间并非完全重合的，就像我们现在说长三角，说东北亚，说大西南等等，这是个常识。可惜现在的经济史研究中，这样的常识还是会被人们忽略……
P116：（乾隆朝）税收盈余的富裕省份将补贴更穷的省份。结果使得富裕的省份丧失了籍以增强自己管理的地方自主权，而贫穷的省份也失去了完善其税收制度，改革其经济基础的动力。
——“达则兼济天下”，“富而好行其德”，“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履行道德义务以博取声誉还是改进制度提高总体效率之间，我们往往选择前者。不是因为我们不注重效率，制度这些东西，而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孰优孰劣，往往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
P176：清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所留下的积极成果就是不容许中国的伟大走向消亡的思想。
——这句话写得好。但是也造成了近代以来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况，时至今日，我们一张嘴就是崛起崛起的，忽略了自身的改善，制度的改进，民众素质的提高。
脑袋一歪，就知道看着窗外。这次好多了，还知道给我笑笑，呵呵，我也笑笑。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孩子是上帝的恩赐。这话太对了。嘉嘉的笑让我觉得，从新校区坐将近一个小时的鱼罐头似的公交车跑到老区太值了。简直是赚大了。呵呵……
